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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 央视网 2025-08-03 11:1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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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总导视】　　　　　　　

　　甲午年爆发的中日战争，很多人忽略了其间大国博弈的重要细节。为什么会出现多个“三国演义”式的三角博弈？大国博弈怎样改变了东北亚力量的平衡？又如何导致了全球势力的重新洗牌？英国为什么放弃了中国这个传统的战略盟友，从此选择了日本？甲午战争为什么会成为十年后日俄战争的导火索，并最终推动了俄国革命？更为重要的是，大国博弈下的中日甲午战争，是如何彻底打断了天朝帝国的变革之梦？　

　　敬请关注，《讲武堂》栏目全新推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大型系列节目：《甲午：大国博弈下的天朝梦殇》。

　　【本期导视】

　　鬼使神差的外交，都指向终极战略目标；

　　包罗万象的情报，把大清家底一一扫描；

　　混淆是非的舆论，将甲午战车推上轨道；

　　日本怎样精心布局？大清为何步步败招？

　　新锐学者：戴旭、陈雁、卢勇，以全新的视角为您讲述：

　　《甲午：大国博弈下的天朝梦殇》之五《战前之战》。

　　《讲武堂》5月10日上午10：18，震撼播出！

　　卢勇（军事专家）：日本人非常推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名言叫做“胜兵先胜而后求战”。从甲午战争来看，日本人把这一条运用得非常地好。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很多年，他们就已经开始了对华的战略布局。可以说在甲午战争的炮声响起来之前，日本侵华的外交战、舆论战和情报战就已经打响了。今天我们就请戴旭和陈雁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甲午战争的战前之战。

　　我们知道，孙子兵法里面还有一句更加有名的名言，叫做“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人把这四种手段都运用了一遍。

　　戴旭（国防大学教授）：孙子的四句话，它既是战争的四个阶段，也是战争的四个方面。我们回顾甲午战争，可以把这四句话理解得非常地清楚。首先是从“上兵伐谋”开始，我们要从日本这个国家的地理和日本这个民族的民族性讲起。日本这个民族，我们大家都知道，居住在孤悬海外的一个孤岛上，地理环境非常恶劣，这就导致它这样一个民族有一种心理，就是羡慕别的国家。从羡慕别的国家，到一直萌生要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这个念头已经动了很多年，再往前我们就不说了，在唐朝他们就动了这个念头，结果被打了一顿。就相当于邻居一样，有一家坏邻居，自己不好好劳动，不好好致富，总是想着谋财害命，夺人家的东西，但是又没那个能力，结果去尝试一下，被打了一顿。所以，日本熄灭这个念头长达八九百年，一直到了明朝。明朝丰臣秀吉的时候，又开始尝试了。丰臣秀吉当时跟他的天皇说：我们拿下中国，陛下您住北京，我住宁波，就是你们老家，住在这个地方。到了明朝时候，日本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卢勇：就是它萌生侵华野心至少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戴旭：对，就是从明朝算起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到了甲午战争前夕，它所有的念头已经定型，形成了具体的文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形成了日本的国民意志。有一个叫佐藤信渊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宇内混同策》，这是1823年写的，就是幕府还没倒台之前，他们在文书上已经实现了这个设想。这个时期由于日本国力比较弱，它没有征服中国的力量，也没有征服中国的举动，但是有了征服中国的想法。接着到了1884年，日本出了一个所谓的思想家，叫福泽谕吉。

　　【小片1】福泽谕吉，生于1835年，卒于1901年，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他一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他最著名的理论就是脱亚入欧，《脱亚论》。他同时还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当时写在日本的一家报纸上的，叫《东洋的波兰》。他有这么几句话，他说：自己去压迫别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他是这样一种想法，那么他的最后目标是要“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四百余州”。由于他是思想家，作为日本的启蒙者，他的这些话，他的这些想法，他的这些感受，随即就变成了整个日本国家的、日本民族的意志。

　　具体来讲，还有一个，就是如何把中国给切分开来，这是他的一个构想。1885年，他说：“现在的支那，就是中国、朝鲜，对我们日本没有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反而侮辱了我们的名声。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日本不能再等待邻国的开明，“共兴亚洲”，我们要脱开它，加入西洋的行列，要“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朝鲜也无须客气”。这已经到了1884年。到了1887年，日本的参谋总部就出笼了一个《征讨清国策》。我们想一想，1887年，距离1894年，十几年前日本已经形成了对中国开战的全套纲领。七年之前，全套的纲领和预案，已经完全形成了。

　　卢勇：实际上形成整个战略计划了。

　　戴旭：对，战略计划。那么，它这个战略形成以后，接下来就是要在外交层面进行具体的实施，接着日本就展开了全方面的针对征服中国的外交行动。

　　陈雁（国防大学副教授）：外交和军事提供了两个战场，一个展示你国家和民族的硬实力，一个展示软实力。其实我感觉清朝在硬实力上，它看到的自己的短板还是比较清楚的。恰恰清朝对另一战场，这种无声的外交战场没有看明白，它这方面投入的精力，包括思考都特别少。中国人从来不缺乏谋略，但它恰恰就是对国际社会，包括当时的社会形态认识不清楚。我们老是觉得，外交外交，定义很简单，就是如何和外人、外国交往。我们首先对外国人，包括外国的定义只有三种，第一种，对我的藩属国，我老大，你老小。它对藩属国其实没有剥削的想法，它只是要一个面子；第二种，“以夷制夷”，外国人，我只是拿你当棋子用，它也谈不上什么“交”，它只是一个“谋”；第三种，就是打到门口来的外国人。所以，这点上我们是恰恰很忽略的一块。

　　卢勇：这个忽略可能就直接表现在体制结构上，也直接表现在外交人员的素质上。

　　戴旭：由于它没有这个想法，当然它也不会有这个行动。刚才陈老师讲到外交，人家都已经这样做了，你清朝这边居然没有相应的回应。原因在于，在“伐谋”阶段的时候，日本一天到晚想着要征服清国，但清国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如何征服日本，甚至也没有想过要如何防御日本，因此它就没有对应的外交行动。就像日本，外交上一天到晚跟别人拉帮结伙，准备打劫我。可是我因为没有这个想法，一天到晚就在家里睡觉、抽烟、聊天、喝酒、喝茶。

　　卢勇：当时也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出现了我们近代的外交人员，但是实际上当时清政府成立这个衙门，委派这些人员的初衷，根本不是像日本那样是一种“伐交”手段，它是一种被动的应付。

　　陈雁：它对外交的定义有问题，就是职能定义有问题。实际上你看军事、外交，包括行政，它应该是几架马车同时并驾齐驱，而清政府成立了这些衙门，但没发挥作用，它不是并驾齐驱的几架马车，它的外交是“创可贴”式的。出事了，美国找事了，就派个钦差大臣去谈。它的所谓外交，就是断后的，出事了之后我给它补个台，或者说吵架的时候我找个人去递句话。所以，外交它认为就是一张嘴，去传达清政府的意志，或者去讨价还价。它没有考虑到其实外交本身它还是眼睛，你的外交官到外面去看，耳朵去听，它是全方位的，清政府这个定位太低了。

　　卢勇：它不但是眼睛，外交领域本身它就是一个战场，一个没有硝烟的无声战场，但是清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戴旭：我倒觉得它还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清国没有开眼看世界，各国的外交行动都是由各国的大国方略决定的。日本由于是这样的一个外交，日本的外交就是战斗性的，它的外交官统统就是不带枪的军人。那么，清朝为什么只是把外交理解成对外交往呢？那是由大清国的国策决定的，就是李鸿章的两句话“外须和戎，内需变法”。为了赢得一个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我要跟所有的人都搞好关系，都要和谐，都要和平，谁都不得罪。因此它就出现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跟这个说说好话，跟那个说说好话。　

　　卢勇：我们外交人员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地位低就决定了他发挥的作用就低，因为有作为才有地位嘛。

　　陈雁：日本正好相反，日本早就看出来它自己国家小，自己在这 “一亩三分地”里我搞不出什么名堂，它早就认为和外国人打交道是国家首务。所以贵族子弟都到欧洲去留学，回来后基本都进外务省，它的外务省相当于外交部。当时对内政、外交来讲，是非常并重的。这些留学的人都是贵族子弟，都是权贵，在国内能上情下达，能把国外的情况讲清楚，甚至能影响到国家的决策。

　　戴旭：清朝为什么它不重视，刚开始清朝它实际上是被迫开放，当时所谓的外交人员把他理解为外事接待人员恐怕可能更恰当一些。但后期清朝的外交官还是受到重用了，你像李鸿章，他实际上是军、政、外交一把抓。为什么甲午战争前的外交当中几乎在所有的方面，清朝都是不行的，原因在于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内政它是什么样子，那么它的外交必然就体现出来。因为你内政只想着苟且偷安，只想维护自己的那个小统治，并不想把这个国家发展壮大。你想在这边苟且偷安，你不想像人家一样强大，你不想像人家一样都在世界上去扩大自己的地盘，至少要保证自己的领土范围，自己的利益范围不受侵犯，它没有这个想法。

　　卢勇：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李鸿章他们也想到了要以夷制夷，日本人也想到了利用外国人，利用外交这个手段。但问题是，你要以夷制夷，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自己的实力要够，你实力不够是不可能以夷制夷的。

　　戴旭：那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清朝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外交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呢，原因就在于它的外交没有目的，你想达到什么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前边讲的“上兵伐谋”。你想怎么样，你想达到什么目标，外交一定要为国家的目的、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

　　卢勇：它目标也有，就是刚才您讲的，外面要太太平平的，先让我把内部的事务解决掉。

　　戴旭：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看，它这个目标设定在当时各大国之间，大国当中，不能算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只是一个想法，想要通过给人家送好处，谁都不得罪，像慈禧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也是它“内需变法，外须和戎”的这样一个指导思想的体现。它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国家外交变成了一个求和外交，最后变成了一个完全耻辱的失败外交。

　　我们可以看一看，甲午战争是中日双方在打，是各国列强在看。总体上讲，在甲午战争前，直到双方的军队交战这个期间，中国外交和日本外交的结果，只要是牵涉到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以中国赔款，中国屈辱，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而结束。而日本每次都不是，在每次的外交战中，在对每个国家的外交当中，日本都获得了胜利。

　　卢勇：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外交没有战略目标，而且我们在策略上、手段的运用上也不如日本。你看当时日本的外交大臣叫陆奥宗光，陆奥宗光被称为那时候日本的外交之父。

　　【小片2】陆奥宗光，生于1844年，卒于1897年，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外交官。他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关键性的人物之一，在其外交大臣任内，发动了甲午侵华战争。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都冠以“陆奥”之名，被称为“陆奥外交”。

　　卢勇：这个人很厉害，整个甲午战争的开战，都是他在里面运作，在煽风点火，使尽手段。但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他是崇尚和平的。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日本的外交手段是非常高明的。

　　戴旭：它把自己国家战略图谋隐藏得非常深，同时又在推进日本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一直又非常坚定。

　　陈雁：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还没有想那么远。

　　戴旭：你千万不要把日本理解为就像一个小孩一样。我们刚才在“上兵伐谋”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它在甲午战争前在明朝时候已经打过了，它已经试探了一下，它不行，不行就缩回来了。回来以后干什么呢？就是明治维新。日本这个国家由于没有被外来民族中断过，加上日本人的思维比较单一，比较简单，没什么文化，因此他这个想法从古到今就一直保留下来了。

　　卢勇：就是它的欲望和它的野心一直延续下来了。

　　陈雁：对，实际上日本在这个外交战中，它其实充当的是一个代理人的角色，只不过是它对那些列强的心思、利益、底线揣摩得比较准。我现在没有选择，只能替你打工，替你干活，可是同时我能够利益最大化，换来我自己最想要的东西，为自己下一步打败你作出准备和预留。这就谈到东方哲学里面有个“忍”，其实中国和日本当时都在忍，这个忍就不一样，日本人的忍，像弹簧、像弹弓，我往后拉一步，是为了更快地、更远地打出去，中国这个忍就吞下去了。

　　戴旭：还有忍为了什么目的，准确地说实际上它还不是卧薪尝胆，因为中国并没有把它征服，它也不是为了报仇，但它确实含有这个意思。它的忍是为了以后有所作为，它的忍是为了壮大自己，把中国拿下。而清朝这个“忍”，是所谓的“和戎”。

　　卢勇：是无可奈何的“忍”。

　　戴旭：不是，我不同意它是无可奈何的“忍”，它的“忍”就是

　　陈雁：自欺欺人。

　　戴旭：对，你们先别打我，我先给你们送点钱，先都别过来，然后等我把自己成长壮大了你们就不敢打我了。

　　陈雁：清朝是地主心态。

　　卢勇：就是以这种屈辱的外交来梦想求得一个战略机遇期。

　　戴旭：对，求得一个战略机遇期，没错，这句话说得非常准。

　　卢勇：它不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营造战略机遇期。

　　戴旭：对，这个说得非常对。它不是靠自己积极的进取，靠自己去争取、去夺取、去抢取这个战略机遇期。它是乞求，请人家给它，那怎么可能呢。19世纪，咱们上次说过了，它是一个虎狼世界。

　　卢勇：所以是与虎谋皮。

　　戴旭：与虎谋皮，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最后所有的老虎全都过来了。

　　【小片3】甲午战争之前，中日外交之战，实际上是“鬼使”与“神差”之间的一场不对等决斗。在大清国主流社会，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临时差使，是被士林所不耻的“鬼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外交官成为“神差”：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在这种对比下，清朝国弱君昏，外交人微言轻。当日俄有联盟倾向时，清朝没有拉住英国；最典型的是“琉球事件”时，一味依靠外国调停。按照清朝的战略思路，与各国的外交，最后的着重点还是日本。战前中日进入伐交时，明摆着败局已定。

　　卢勇：那么实际上清朝它的失败，不仅仅是外交层面，在情报战层面它也是失败得比较彻底。

　　戴旭：对，它在这层面上，几乎是在所有层面都失败了，在情报战这一块可以说清朝是一空白，它没有有意识地派出过一个间谍，我说的是有意识，就是说按计划派出的这些间谍，一个都没有。

　　卢勇：外交使节人员除外。

　　戴旭：对，外交使节人员他并不担负这方面的任务。

　　卢勇：没有派出过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而日本动手比较早，日本最早派出间谍是1872年，也就是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22年，就派出了第一批对华间谍。

　　戴旭：关键是它负责情报机构的最高头目，亲自到中国来，把它下一步将要对中国开战的所有场地，海上以及陆地全部看了一遍，这个人叫川上操六。就是日本的参谋次长。也是它的情报机构的总负责人。他先到了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然后从这个地方又经过烟台到了天津，他在天津看到了清朝的武备学堂，看了清朝的炮兵操演，步兵操练。他还登上了北塘的一个炮台，看山炮演习。等于把下一步将要面对的对手，将要作战的地形亲自看了一遍。他走完以后又密令日本当时大使馆的武官井上敏夫，还有一个叫泷川具，分头侦察渤海湾和山东半岛以及辽东半岛、天津、塘沽等地。你看看，甲午战争的战场正是他们侦察的、提前视察的这么一个区域。就相当于提前的一个战场勘察，他都已经看完了。我们先不要说清朝有没有去看过日本，这些地方它看过吗？李鸿章看过这些地方吗？丁汝昌看过这些地方吗？

　　卢勇：川上操六去看的时候是1893年，就是甲午开战之前的前一年，他看完以后回去说，对于大清国动手，我更有信心了。实际上之前日本已经有一大批的间谍进来了。

　　陈雁：我觉得戴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它是国家行为，属于高层的义务和责任，他去没有什么奇怪的，属于战略层面的，相当于国防部长过去转转看看。我倒觉得日本的谍报战这个词不准确，它应该是情报战，因为谍报战主要讲的还是间谍，人力情报。我看了它的各种书籍，包括史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因为我学外语出身的，我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把谍报转化成了情报，这个情报就是战略情报，包括战术情报，它的战略情报非常准确，战术情报非常及时。

　　戴旭：还不光是他，还有一个荒尾精。刚才陈老师讲这个非常好。日本对大清国的情报它分好多层面。一个讲了就是向大清国派出了一系列的间谍，各个层次的，有它的军人，也有它的商人，还有它的一些青年自发地过来收集这各种各样的情报。其中有一批人是专门对当时的清朝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的，为日本大本营提供战略决策依据。其中有一个宗方小太郎，还有一个最著名的是荒尾精。荒尾精最后写了一个《对清意见》，其中就讲到，他说大清国全民都腐败，按照这样一个趋势发展下去，它最多还有10到15年，必将支离破碎，西方列强必将瓜分中国，瓜分完中国以后必将瓜分日本。为了避免这个悲剧出现，我们应该立即向大清国开战，我们要征服中国，要用中国的物力和人力赶走西方。除了这些情报以外，同时还对清朝内部的用人制度他也进行了考察，他说清政府连用兵都用文官做统帅，文弱之风已经形成。他说清朝的文官平时不是贪污受贿，就是在诗酒之间，较量谁的指甲长，谁的指甲短，他连这个都观察到了，他说他们向来不留意军务。我觉得这个事李鸿章、丁汝昌要是在地下能够听到的话，都要反思一下了。那么这些武官怎么样呢？武人是通过骑马射箭来录取的，都是文盲，你让他懂什么军事理论？没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这个用上了。它文人武将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些武将又被这样的文官领着，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打仗呢？荒尾精说，这些武官，通过骑马射箭考上来的武官，平时又干什么呢？不是赌博就是好色，就是喝酒。这一点和它的文官统帅又很像似，毫无志气用于操练，因此这样的军队毫不足惧。我们将来在讲到甲午战争作战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当中，但凡是个小军官，不是在妓院就是在赌场，全都在干这个，还有人把妓女领到军舰上。

　　卢勇：荒尾精这个人是非常可怕的，当时日本很多人军校毕业以后，都想到欧美去留学，荒尾精说，我要到中国去。军部的高官问他，你为什么到中国去？他说中国那么弱，我要去取得它，占有它。他到中国以后，整个日本的间谍网都是由荒尾精给布开的。因为，他碰到了一个人，叫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近代日本新闻的奠基者之一。他原来是新闻记者，后来做生意了，为什么呢？他遇到了一个美国人叫赫本。我们知道美国有个著名的影星叫奥黛丽·赫本，这个岸田吟香碰到的赫本，就是美国女影星赫本的爷爷。老赫本给他了一个眼药水的药方，他靠这个药方挣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就把分店开到了中国，他的店叫乐善堂。后来岸田吟香挣了很多钱。他一到中国就发现当时中国的科举考试中考生用的考试辅导书，这个辅导书是木板印刷的，又大又厚，携带不方便，随即岸田吟香就出了个口袋本，这个小书，口袋本，在中国很畅销，赚了一大笔钱。岸田吟香当时已非常富裕，可他却想着为日本的扩张做一些事情。荒尾精和岸田吟香相遇后一拍即合，他用这笔钱支撑着荒尾精的整个谍报网。乐善堂在中国建立了上海支部、武汉支部、北京支部、四川支部，整个谍报网就这样展开了。

　　戴旭：我托人从日本买到了荒尾精当年的手稿，他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诗也写得非常好，他已经完全汉化了。当时一些日本间谍为了去做对日本有益的事情，留大辫子，一尺多长，很早就开始留，包括他们的语言习惯。荒尾精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细致入微。荒尾精观察了到一个情况，他说大清国的官员设置很有问题、很有意思，就是互相提防，也就是说清朝政府根本不信任地方政府，让他们互相牵制。他在《对清意见》中说，清在各省设置的督抚目的是什么呢？防止他们背叛。它把财政权交给布政使，储粮权给予储粮道，武器这一块给予兵备道，管武器装备，给你分得乱七八糟。就是说你虽然领兵，但是你没有粮，你没有钱，你没有装备，你不直接统管，你不直接管理这些部门，防止你什么都有，防止你背叛。它这样的设置，形成了权力的互相制约。那么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清朝这样设置就是为了防止各省叛乱。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揣度这个事，觉得可能就是在太平天国事件出完以后，它已经不相信各省，特别是汉人的官了，我不能再把军队给你了。它在这个设置中互相牵制，让你领了兵你也打不成仗，没有粮、没有钱、没有装备。你管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呢，以防止各地的叛乱为天职，当成警察用了。他说，在清朝的兵制当中，清朝的兵接到调令以后，可以拒绝支援，因为我有我自己本地的防务。这一条在甲午战争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调其他的兵调不动。因此荒尾精得出一个结论，他说这样的一种设置，中国根本不可能形成举国一致对付日本的局面。

　　【小片4】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对中国情报刺探活动达到高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派人秘密潜入中国，将大量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浪人纠集起来，组织了庞大的间谍网。当时，在中国境内，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情报活动，以各种形式刺探中国的情报。后来，他根据成员在中国各地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书，为侵华战争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卢勇：后来他们还推出一本书叫做《清国通商综览》，这个书就坏了，把我们这边的政治、金融、交通、风土人情、地理等等融在一起，2300页。实际上当时清政府对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了解到这种程度。

　　戴旭：对，这还是“上兵伐谋”这一块，人家有这样的意图，想谋财害命，想琢磨你了，他才会想得这么细。我觉得它除了这些战略谍报之外，还有一些技术手段也一直用在情报战当中。

　　陈雁：日本人从来都是学了别人，然后干得比别人好，它这个间谍也是走在世界最前面的网络战和密码战的先锋。当时朝鲜的局势不明朗，李鸿章他们正在对撤不撤兵焦头烂额的时候，日本人很聪明，他发现当时的电报都不是直接拍的，必须编成密码通过邮局拍发。日本人讲，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这个服务。我们驻日公使汪凤藻一看挺好，省好多时间，正好李鸿章、朝廷也急着要。第一次递交绝交书，中文版的，他交给了电报员，通过密码加密以后就到电报局拍了。按照外交惯例，日本要留存一个副本，这下日本乐了，钓上大鱼了，对照原文立刻就把我们的密码破了，破了以后，中方的底牌、来往信息它们都清楚了，甚至到了后面海战的时候，军事情报也被它们截获了。这件事情直到一九三几年的时候日本人自己承认了，我们才恍然大悟。

　　卢勇：日本人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尤其这些人真是非常肯下功夫。当时还破获了几个案件，比如说和尚间谍。清朝人是长辫子，他们除非是提前几年准备好，因为养个辫子不容易。所以他们只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是弄假辫子，还有一个就是当和尚。当和尚就简单了，把辫子一剃掉就行了。在我们的四大佛教圣地普陀山里面都有他们的间谍和尚。

　　戴旭：对，你说的这个和尚没错，咱们清朝当时在这边还抓了一个化妆成和尚的间谍。日本它为了收集清国的情报，无所不用其极。其实它不光收集中国的战略情报，也不仅光套取清朝的这些密码，它连中国的这些知识产权，能够造什么东西，如造宣纸，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它都给你拿走了。它在国内还有一套对接系统，日本在中国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到日本国内还有情报加工、情报分析机构，最后变成日本大本营的决策，这个过程是由日本的一些学者完成的。　　

　　除了外交战，情报战，接下来为了要打，它舆论战也开始了。

　　【小片5】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广泛发起舆论战。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经过精心准备，在日本人的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相形之下，在国家战略上。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那么，日本人又是如何“导演”的呢？

　　陈雁：我觉得日本最擅长演戏，任何时候日本只要有大的军事动作，或者有所图谋，它一定会像穿着和服的一个漂亮少女，羞羞答答跑过去，给你递个这个，或者给你端一杯水，它一定有小动作，只不过你当时可能没有感觉到。我感觉一旦日本开始很热情、很谦虚的时候，它就会干这个。它特别善于搞国家包装，形象包装。

　　卢勇：形象包装，你比如说最后到二战时期，它侵略亚洲各国的时候，它说我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手实际上在甲午战争期间它已经用得非常熟练了，它把甲午战争包装成一个正义之战、和平之战，包装成为一个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之战。

　　戴旭：甲午战争当中更有甚之的它还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它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当时在作战中的很多汉人，清军的汉人，还包括天津的很多学生，在甲午战争当中居然不站在清朝政府一面，你可见它舆论战的作用。

　　陈雁：我感觉像我们现在讲的“三战”中间，它不光是舆论战，我觉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一种心理战，它主要是想把国家矛盾转化成民族矛盾，以国内的东西来掩盖它自己的意图。

　　卢勇：但是它的手段也是用舆论战的手段，通过舆论来影响心理，这个舆论战的目的也是这个。日本人的舆论战还真是有章有法，比如说当时它就花巨款买通《泰晤士报》，日本那个时候就已经懂得用巨款来买通外国的媒体替他们做宣传了。

　　戴旭：你刚才讲的那是一个代表，他们买通的可不是一家媒体，你比如说还有英国《东京日报》的英文版，还有美国的《纽约论坛报》等等。就是说西方的媒体它基本上能买通的都买通了。“有偿新闻”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买通报社的同时，它还买通记者，它还买通敌国的一些写手，让他们的外交官也做这方面的宣传，实际上它是一个立体的舆论战。最近在中国的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现象，让我一下就想到了当年甲午战争中，他们日本舆论战的手法。比如说它收买对方国家的写手，只要是在你的平台上说出对我日本有利的话，我就按照你发表的篇数，你写的内容的分量，我来给你兑现承诺。

　　卢勇：我们现在当然是旁观者清了，回望历史把一切看得很清楚，但实际上如果当时身在局中的话，我们真的有可能被舆论所左右。你看当时中日开战以后，德国人就认为日本很了不起，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敢于挑战那么大的国家，他们称日本人是东方的“普鲁士”。

　　戴旭：而美国会认为什么呢，美国认为日本和清国的战争，那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也就是说由于它的这一场卓有成效的舆论战，导致在中日爆发战争的时候，本来清朝是个受害国，结果是变成日本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同情就是支持，就是声援，最后到战争开始阶段，就形成了在整个国际支持这一块清朝什么也没有得到。

　　陈雁：我觉得它除了美化自己，另一方面就是它一定要丑化别人，就是丑化清朝。它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它的这些外交官，日本从来都没有忘记在外国的日本人这一股力量，包括它的外交官、留学生，还有它的侨民。它让他们，损坏中国的形象，说你中国威胁很大，消耗能源很大，很坏，很野蛮，控制朝鲜，不让朝鲜民主，不让朝鲜改革。第二，让它的日本侨民在国外展现非常好的形象，爱国、捐款、关心时政，整体的素质比较高。可是我们中国人当时在国外主要都是打工，洗衣服，干最低级的活，挣钱，不关心国际政治，更不关心清朝的命运。其实西方民众看得很详细，对中国的印象和日本的印象，不光是取决于媒体，它更多地取决于你身边的中国人和身边的日本人。舆论战是国内国外联动的。日本人叫小日本，这点还真对。它对细节是抓得很细，所以它实现大目标，就像蚂蚁一样，一点点堆积起来的一个大成果。

　　卢勇：所以正因为外交战、情报战、舆论战，无声无息，无处不在，我们最容易麻痹大意，也最容易在这些无声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吃大亏。那么清政府显然在甲午战争的战前之战中输了外交战，输了情报战，也输了舆论战。那么这一场战争等到开战的时候就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

　　戴旭：实际上已经没有悬念了，因为到战争前三个阶段你已经都败了，你最后这阶段怎么能赢？

　　卢勇：真是未战先败。

　　戴旭：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指的“未战”就是军事战，军事战“未战”，军事战还没有打的时候前面都败了，那么军事战只是用来证明你前面三战的结果。

　　陈雁：其实那个时候清朝是担心自己败，但是到这个节点的时候，我估计旁观者，包括日本，我们的对手，它们都知道我们会败，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戴旭：对，它们都知道你要败了，那么这个时候惟一一个不知道自己要败的就是它自己，这就是最可悲的。